为“震后心理援助”留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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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25

  8·03云南鲁甸地震已经过去两周了,震后救援已进入安置阶段。 对于灾民来说,需要安置的不仅是现实中的家园,还有受伤的心灵。 《公益时报》记者在采访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就一直坚持做灾区心理援助的工作的高级心理咨询师、督导师、社工师刘猛时,刘猛强调:“切记不要援助了他们的生活,而遗忘了他们的灵魂。

”  心理援助和物质援助同样重要  对于刘猛来讲,可贵的并不是他高级心理咨询师、督导师、社工师复杂的头衔,而是他从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就一直坚持做灾区心理援助的工作。

6年后,他出现在云南鲁甸。

对于这个刚经历大地震的地方来说,人们太需要一次心灵的洗涤,因为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却在几秒钟内降临了。

  一般来说,灾后心理危机的表现会在两三天内出现,但也有人情况比较特殊,潜伏的心理危机会在半年、一年后爆发出来。 部分人的心理创伤状态会渗透进其认知模式和行为模式,这不仅对灾民的心理、生理产生严重的影响,导致广泛的精神痛苦,相继会出现入睡困难、噩梦不断、重性抑郁、物质滥用障碍及焦虑障碍等精神障碍问题,更可能带来持续数年甚至终生与精神痛苦相伴,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和社会功能。   灾后心理援助共分为四个阶段  对于大家熟知的灾后援助的三个阶段,刘猛针对心理援助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这个领域,我会把每次地震,按照时间划分为四个阶段,相应的心理援助工作模式也有四个方向:从地震发生到3天内的72小时叫黄金救援期,3天~10天为紧急安置期,10天~3个月为过渡安置期,之后的就是漫长的灾后恢复重建期。

对于心理援助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第三阶段。

”刘猛说。

  刘猛提到,对应黄金救援期,心理援助主要的工作方向就是利用所有资源整合社会组织以及志愿者,通过劝导,全力制止他们进入灾区,为的是将震区有限且宝贵的道路、空间、饮食等资源让给紧急救援人员,包括官兵、医疗、抢险挖掘人员等。

与此同时,在和政府相关部门、基金会和其他专业部门取得联系后,要对招募的心理专业志愿者进行督导和培训,努力做好官方主导救援方向的协作工作,也为之后的心理援助工作打好基础。   对应紧急安置期,心理援助主要的工作方向就是需要和被重新安置的灾民以及参与救援的人群建立好关系,并和新形成的社区负责人取得联系,做好心理援助评估,建立援助档案。

没有评估的援助是无的放矢,过度评估会引发受灾者的厌烦情绪。

在评估的过程中,大体有几类人群是需要重点关注的:亲友死亡者、被掩埋者、肢体伤残者、肩负责任者、参与救援者,而这些人只占需要心理援助评估总数的10%。   到了过渡安置期,灾民生活在临时安置点,形成了一个新的生活社区。 在建立了新的生活环境秩序的同时,却打破了原有社区的生活结构,损失了社会关系资本,这些是普通救援过程中见不到的。 而心理援助需要做的就是帮助他们重新构建生活秩序和情感支持系统。

需要帮助灾民建立积极灾害观,激发个人与社区的内生力量,完成救灾主体从家国到灾民自身的过渡,灾民相互帮助,比外来的心理援助有用得多。   对于第四个阶段,除了常规的心理辅导和干预等工作外,刘猛的团队将工作重心放在了丧子家庭上。 他们认为正常人突然失去子女,这是对一个原本完整的家庭最大的打击。 “在媒体报道中经常出现的自杀现象,并不是因为物质的匮乏,而是因为难以忍受失去孩子的痛苦。 英姐(化名)就是一个例子,她的女儿因为参与地震救援而意外遇难,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不管我什么时候遇见她,她的眼睛里总是湿润的,这种痛是长期的,是更需要关爱的。

”刘猛激动地强调。   震后心理援助急需国家的关注  在谈到心理援助领域的发展时,刘猛第一个谈到的问题就是希望给国家可以给予充分的关注和建立一个统一协调部门。 他说:“我认为民政系统应该成立一个统一协调办公室,因为在心理援助层面没有一个统一的归口。

5·12汶川地震以后约有7个社会组织在做心理援助工作,每个组织的关注点和进度都不一样,大家都在做自己的,极大地违背了心理援助工作的固有规律。

”  同时他认为,国家既然在做看得见的援助,那么民间组织就不要重复投入,要把有限的财力和人力投入到无形的重建上来,使得重建工作变得单一化。

  在采访接近尾声的时候,刘猛再一次强调:灾后心理援助应遵循积极应灾观,相信遭受灾难者才是灾后重建的主体力量,相信并充分利用遭受创伤者的自我康复能力;面对灾难,激发个人与社区的内生力量,化害为利,重塑希望,重立生命方针,构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美好、友爱的家园。   ■见习记者张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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